近代浦东报业人
［ 信息来源：史志办 ］
鸦片战争后的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首当其冲地成为中西文化对抗、交流和融合的前沿。发轫于西方基督教会对华传教活动的中国近代报刊业，主要在上海开始了其近现代化的全部进程。受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启发，受深重国难的激发，近代国人办报，在于通过报刊这一形式传递时事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思想舆论，进而唤醒民心、开启民智，实现政治抱负和济世理想。一批先进的浦东人正是看到了报刊对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作用，乃怀抱各式理想以极大热情投入其中，书写了近代上海乃至中国报刊史上特色鲜明的一笔。
浦东人办报，就其宗旨目的而言，大抵可以分为职业报人以报为业和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报刊为救国事业服务两类。前者如李杕、黄协埙、蔡钓徒，后者如李平书、黄炎培及浦东同乡会诸仁。
职业报人李杕、黄协埙、蔡钓徒
浦东第一报人当推川沙人李杕（1840～1911）。他早年弃科举而从西学、入耶稣会而传教苏南皖南的经历，使他于1878年得以主持教会报纸《益闻录》的报务。《益闻录》是天主教在上海办的第一份中文报，李杕自然也就成了第一位中文报刊主编。在李杕的主持下，本着让国人“识时务”和“知西学”的愿望，这份报纸不断顺应形势作出从形式到内容的调整。《益闻录》于1878年12月16日起试刊，于1879年3月16日正式发刊，此后，刊期从半月一期缩短到—周两期；内容立足于兼通“上下之情”“中外之故”，从宗教、科学并重逐渐转向科学、论说、时事并重，且逐渐增加经济报导；经营方面先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继而改称《汇报》，且尝试分出《时事汇录》和《科学志》刊行，努力兼顾政、商、学、民等各界不断变化的阅读需要，坚持刊行33年有余，为推进报业近代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相比较而言，南汇人黄协埙（1851～1924）供职于《申报》馆主笔房，更多的是文人落魄的味道。他是早年科举失意后才转而于1884年进《申报》馆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失意文人进报馆以卖文为生在上海还有很多。1894年，黄协损在熬过十年主笔生涯后终于升为总主笔，主理《申报》笔政。这时候的《申报》，因既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报导也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且凭借题材广泛的评论特色，已经在官员和民众中培育了广泛的读者群。然而在黄协埙主持笔政期间，清廷对报纸上的过激言论十分注意，加之其人性格谨小慎微，所以他处理稿件十分谨慎，对稍涉激烈或略触忌讳的文字都悉数删除，到后期更趋向于保守。在他主持下的《申报》屡屡发表守旧言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干脆坚决站在慈禧一边，著文批判“康梁邪说”，声讨海外逋臣，引起了全国舆论界和民众的反感。《申报》声誉大受影响，销量日下，黄协埙最终于1905年被解职，回乡里平淡度过余生。
陈家行人蔡钓徒（?～1938）可谓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小报界的名人了，擅长交际，娴于应酬，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且多能搭上时兴报潮的顺风车，故有“文字白相人”之称。20世纪初叶的上海，社会相对安定和繁荣，市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推动娱乐消闲性质的小报渐渐复苏，且因内容取向生活化和形式多样化而备受欢迎，形成了一股潮流。就是在这个消闲小报一哄而起的年代，蔡钓徒开始了接二连三的办报生涯。《礼拜六》《龙报》是他最早自办的两份小报，同那个时代的许多小报相类，迎合中下层读者，揭露社会黑幕，报导声色犬马，且常有记载失实之处，导致官司缠身、麻烦不断。不过蔡钓徒经历了《礼拜六》的磨练，办《龙报》时已识透门槛解数，应付自如了。到30年代初，国难当头，形势日紧，人们迫切想要了解最新动态的愿望催生了晚报的兴起。再次受成功模式的影响，1934年蔡钓徒又乘兴创办《社会晚报》。这次当然也是藉助朋友圈子，品格仍然不高，但他善于顺时应变，因此销量一路上升。1937年抗日战起，尤其是上海沦为孤岛后，《社会晚报》受到很大影响。蔡钓徒适应形势变化改进版式并另创《社会晨报》，仍获热销。这期间他被日伪委为新闻检察官。可喜的是蔡钓徒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完全的“白相”人。“八一三”战事前后他帮中共地下组织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孤岛”时期他利用“日伪新闻检察官”身份，在自办报上刊登抗日游击队活动消息，激励市民抗日信心。不幸的是蔡钓徒的爱国举动很快被日伪察觉，他在1938年1月遭暗杀，结束了短短一生。
家国赤子李平书、黄炎培及浦东同乡会诸仁
与上述三位相比，李平书（1854～1927）和黄炎培（1878～1965）以及浦东同乡会同仁们显然都不是职业的报人。他们出生稍晚，对那个时代的振荡和冲击感受更深，对社会的洞察更敏锐，也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加之受中西文化熏陶，因此更具现代意识和民主精神，更怀有改造社会、兴旺家国的远大抱负。他们与报纸的交集多是在他们需要报纸为救国事业服务的时候。
李平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绅商领袖人物，从清王朝的一个地方官吏转变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员主将，对上海城市近代化多有创始之举和推助之功。他在致力于社会改良和上海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为收到“改良社会，代表舆论，监督自治行政，增进自治能力”的成效，于1907年4月创办了《上海日刊》扩大宣传；4个月后又进行改版，增辟《沪滨风土志》专登本地消息，每逢星期日分段绘印城厢内外地图，并附印小说，力图增强报纸的地方性和可读性，吸引更多读者，同时也对市井风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仅过了一年，由于袁世凯加强对上海舆论的控制，李平书等人感到办报不易，萌发退意，于1908年4月宣告停刊。
黄炎培办刊是与他的职业教育和民主革命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职业教育宣传推广需要，他先于1917年10月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后于1925年10月创办《生活周刊》，对读者进行职业教育，传播职业信息。1931年国难当头，黄炎培于12月创办抗战杂志《国讯》（创刊时称《救国通讯》，1934年改名为《国讯》），作为开展爱国宣传和斗争、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阵地。他联合江问渔、叶圣陶等人组成编委会，起初半月一期，后改为一旬一期，刊布抗日战况、时事要闻，评论政府对内对外政策。1937年上海沦陷后，《国讯》被迫辗转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停停办办，直到1947年5月才回到上海复刊，改为每周一期，积极倡导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还以转载方式刊登中共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及中共领导人的有关论述。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容忍，于1948年4月将其查封。黄炎培等人还是想再办刊物替代《国讯》，与人合作设法于5月将已停办的《展望》复刊，沿用《国讯》原班人马，更加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在军事上惨败的情况、在政治上玩弄和谈的阴谋。《展望》在上海解放前夕再次遭到了查封的厄运。
李、黄二人在以各自方式实践改造社会理想的时侯，始终不忘桑梓。1905年，李平书联合黄炎培、张志鹤、叶惠均等一批人发起创建了浦东同人会（1931年定名浦东同乡会），藉此联络乡谊，举办社会公益，谋求浦东发展。同年李平书紧接着创办了《浦东》周刊，主要刊载浦东家乡新闻和同人会会务情况，但仅出版20余期即告停刊。1907年黄炎培又与同乡会的穆藕初、瞿绍伊等人一起创办了《浦东》旬刊（1913年5月改称《新浦东》报），作为浦东同乡会的机关报，克服时世艰难，坚持反映浦东民生，沟通城乡信息，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提倡社会时尚，发挥了民众文化和社会舆论的传播、引导作用。
（摘自《浦东文史》2008第四期，作者：张剑容）
1992年1月：《浦东开发》杂志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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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天，我就立即以主管单位浦东开发办和主办单位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的名义起草文件，申请创办《浦东开发》杂志。为了争分夺秒，盖有市府浦开办公章的申请文件并没有通过机要发送。当时我与另一位年轻的政研室成员周亚芳同志拿著文件直接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亲自拜访时任局长的贾树枚同志并面呈文件。
贾树枚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当即看完报告，又听我们说明来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微笑着对我们说：“尽管当前报刊处于治理整顿时期，但这份刊物我们肯定是要支持的。我们会立即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申请。”他同时又告诉我们：“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审批报刊的会只开两次，上半年、下半年各开一次。我们会以最大的努力争取进入上半年的审批会议。你们能否也与北京作些疏通工作，这样可能快一些。”
在返回浦开办的路上，我想起较为熟悉、曾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刚调任北京工作不久的龚心瀚同志和刘吉同志。龚心瀚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正好分管报刊工作。刘吉同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们那时在北京没有住处，临时住在上海驻京办事处相邻的两个十分狭小简陋的房间里。我当即决定上北京一次，想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下刊物审批的可能性。
到北京后，我选择下班以后的晚上8点钟，两手空空地到驻京办事处去拜访他们。进到他们的房间，其工作条件的确寒酸。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两张战士睡的单人床，一张床供他们睡觉，另一张床供他们堆放资料，其杂乱状况真像一个垃圾站。因在下班后的住处，拜访和交谈极其轻松、随和。两位老领导听了我的来意后，刘吉同志满面笑容并以他素有的直率和幽默语气首先表明“高见”。他说：“龚部长，这样重要的刊物你不批，你还批什么报刊？依我说，你把全国乌七八糟的报刊、特别是地市以下的报刊给我砍掉一大批!”龚心瀚副部长听了后哈哈大笑，同样带着幽默的语气“反击”道：“刘吉同志！我也是聪明人，有头有脑。《浦东开发》批不批这里不谈，另当别论。我来到中宣部工作后学会了一种工作方法。全国各省市来申请报刊的，总是说他申请的报刊最重要，非批不可！我对他们的陈述一概认可，不加反驳。我只有一条要求：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省里哪家报纸不重要，哪家刊物不重要，我马上批你的申请。”我后来感悟到，龚心瀚副部长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当时“报刊整顿、优化结构、总量控制、撤一批一”的重要原则。
尽管这次的拜访和交谈，我并没有得到有关刊物是否批准的任何允诺，也未提出要“撤一批一”的要求。但从交谈的气氛中，我深深地感悟到，两位领导同志对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心领神会，对创刊《浦东开发》杂志一定会关心、支持。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如此突然。1991年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91）新出期字第912号]文件发出。这份批给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文件写道：“沪新出（91）期字第021号文件悉。经研究，同意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联合创办《浦东开发》月刊（刊号CN31-1606/F），公开发行，该刊以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为主要主办单位。”
从市府浦开办、研究会报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再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报告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批复，全部过程仅仅三个月。这种速度不要说在报刊治理整顿时期，甚至在整个报刊申办史上，也可堪称奇迹。
由于批文的签署、送达有一个程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在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口头电话通知后，就打电话叫我们领表办理期刊登记手续。我领表后，8月4日即按规定填好。市府浦开办分管副主任黄奇帆5日即签署，市府浦开办同时盖上公章，8月7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贾树枚同志即在审核栏批准同意登记。短短4个工作日就全部办完期刊登记手续，又是一个浦东速度。
按照常规，即使一个专业出版单位，一份杂志的创刊至少也要出一期至数期试刊，主要文章要有三期的储备，才可以正式出刊。可当时的浦开办怎样办刊“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作为杂志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当时几乎未去考虑后果，毅然决定不试刊，1992年1月直接正式创刊。
1991年8月，我与市府浦开办政策研究室的另外两名年轻研究人员周亚芳、陈建勋从政研室分离出来，开始筹备一个事业性质的处级单位——浦东开发杂志社，与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会秘书处合署办公，并成为当时浦东新区直属浦开办领导的第一家事业单位。当时的市府浦开办在浦东大道141号的一幢两层小黄楼里办公，即现在称呼的2号楼。四位正副主任也只有一个小房间办公，每人只有一张学生课桌般的小办公桌，且两张面对面并在一起。当时在141号门卫旁有一间小小的供司机临时休息的房间，这是当时唯一可以挖潜的一点地方。浦开决定让出来作为我们的临时办公地点。浦开办主任杨昌基看见我们工作条件实在太差，竟把当时市府浦开办刚弄来的两台松下窗式空调给了我们一台，另一台装在主任室，那真的够得上是高消费了。至于计算机之类的事，那就根本不要去想。黄奇帆副主任从上海市给浦开办的经费中给了我们10万元的开办费，并果断地告知：“浦开办已经尽到很大的努力了，往后的路只能你们自己走了。 ”我们花了2.7万元购了一台施乐复印机，花了4万多元添了一套照相设备，杂志还未启动，经费就差不多用光了。
杂志创刊时极其艰苦。除了我们从政研室划出来的3人中的两人工资仍在浦开办领取外（另一人的关系在市社科院未转过来），新聘人员的工资一律要自筹。为了节省开支，我找到时任华东师范大学组织部部长的陆沪根同志（现任浦东新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经他介绍把杂志的印刷点放在华东师大印刷厂，以降低一点费用。为了利于国际交流，当时领导要求杂志要用繁体字，那时的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繁体字又不多用，工作量大得惊人。
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组建杂志社、选调编辑记者、组织稿件、编辑出版校对，真是夜以继日。按照常规，当时的铅字排版极易出错，必须有一校、二校、三校的法定程序。正式印刷之前还有一道最终程序——“对红”，确定校样均已更改无误后，才由负责人签字认可，再开动印刷机。一般来说，校样每来回一次，周期至少一星期，这是怎么也来不及的。在最关键的日子，我们3位同志就在印刷厂不走，好几个夜晚是通宵校对，排字工通宵陪同，已分不清几校的程序，说改就改。
1992年1月，以一份印着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浦大桥建设工地照片为镀塑封面的《浦东开发》杂志创刊号诞生了。
尽管它与现在的刊物精美印刷、豪华装帧的水平无法相比，但它的的确确幵创了一个时代——在浦东新区这块土地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回顾这段历史，从1990年9月杨昌基同志布置给我战略研究、成立研究会、创办《浦东开发》杂志三件事算起，到国家新闻出版署1991年7月23日批准《浦东开发》杂志创刊，前后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在这10个月里，我们以研究课题凝聚研究队伍，从研究队伍中物色骨干组建研究会，再以研究会的名义申办刊物，既马不停蹄，又一天也不违背杨昌基同志一开始就定下来的操作程序。
回想在当初治理整顿的非常时期，三件事进行得如此顺利，它显然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伟大谋略；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开放浦东这项国家战略的英明决策；得益于方方面面所有领导机关、负责人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决策的坚定信念和毫无保留的关心支持！
（摘自《浦东文史》2009年第二期，作者：王健刚，系《浦东开发》杂志原主编）
